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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白嘉轩人格模式－－“仁义观”的构建、结构与迷失》
韩安广 0301102
摘要]：
     《白鹿原》作为代表着反思民族历史文化创作的倾向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一次对民族传统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和探索。然而探索中又迷失了方向，文本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首先从《白》的创作根源来解释陈忠实为什么要构建这种人格模式。第二就的陈忠实所构建的人格模式“仁义观”的内容主要是重义轻利的处世准则、长幼孝地家庭道德、贞洁妇女观念。及“仁义观”构建的书面形式“乡约”的颁布。通对白孝文、百灵、田小蛾、黑娃等一系列人物的反叛与归依解构了“仁义观”，而阴险毒辣白孝文得势、新生势力百灵的泯灭、传统儒家文化的叛逆者田小蛾的镇压、学为好人的黑娃的死亡。最终通过文本我们发现陈忠实在构建传统儒家文化“仁义观”的代表－－白嘉轩的同时又一次的解构了它，小说仅停留在构建与解构层面，在探索儒家传统文化时陷入迷失之中。

[正文]：                   一、构建
       “五四”新文化运动突出特征是富有怀疑与批判意味的现代理性精神，它意欲释放与张扬完全的个体人格，建立起一种完全多元而自由的迥异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空间。所以当一位作家在给予历史以及承载的人格主体的同时，就必须在进行美的遐想同时给予批评的历史性沉思。然而，在一个日益显示技术工艺理性发达的时代，人们在执着予给世界作出种种技术化命名的同时总是透露出难以言说的人生忧思，这就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生存境况的悲壮历程，更因为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瓦解。“五四”新文化的优良传统——富有批判性的现代理性精神——往往被人为地遗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开掘、表现和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①为之李运转的“寻根”文学。而这一概论的提出恰恰是当代人缅怀历史、追溯往昔、反思自身的体现。在寻觅中进行反思，在反思中寻觅。陈忠实作为一位在不久的将来6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的小说家，在喧闹的80年代文坛是颇为寂寞的，他在这一其间发表的一些中短篇作品虽然也表现了一种长于思考的创作特征，但大多是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实社会或人生问题，并未深入到历史文化的层面。80年代末，在酝酿和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过程中，“一个重大的命题由此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深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把他色某些从未有触动过的生活库存“触动了、点燃了”，使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像“一种连续性的爆炸，无法扑面也无法终止”。由此开始了长篇小说《百鹿原》的创作酝酿与构思。②《百鹿原》通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宝地、恶施美人计、孝子判逆、黑娃为匪、亲翁杀媳、、、、、大革命、日寇入侵、内战、、、、、、唱尽人间悲欢离和，最终把焦点投至儒家文化对民族心灵的影响和民族前途的探寻上。

       《白鹿原》讲述的故事以及基本情节框架其实非常简单，作品讲述了白、鹿两家极其儿女们在近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中的乖舛命运。从主要人物白嘉轩身上我们可以发现，陈忠实不遗余力、苦心孤诣塑造一个要承担民族历史文化、心理反思责任的审美形象。是“历史长河坎坷中辛存的民族之魂、民族精神，是无可挑剔的民族人格”③是被传统儒家文化渗透了的代表。在白嘉轩身上表达了一个基本信念或主题：在世事变迁中的白嘉轩式的人格模式的横定，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横定。④由此构建了典型的传统儒家文化的人格模式——“仁义观”。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维护者、倡导者与实践者，白嘉轩矢志不谕的实现着这一人生目标。仁义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在关中农村的乡约族规家法民俗中，仁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为人出世准则；二是以注重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三是以注重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这三个方面集中代表和体现白嘉轩这种恒定的人格模式。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为人出世准则最集中地体现在白嘉轩对待长工鹿三的关系上。白与鹿的关系从实质上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然而，精明时务、工于心计的白嘉轩处理这种对立经济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却完全超出了经济利益的层面，进入了一种自觉的道德完善的高度。他从不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麦收打下的头一场麦子，秋收轧下的头一　棉花，都是鹿三的、、、、、、在鹿三年老时白嘉轩反复对儿子说：“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哪怕啥活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他把鹿三当成自己家的一个成员，媳妇进门、儿子归宗，一律都给三伯磕头。白嘉轩这样义举，实在有一种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量，让人为之而动。不仅是表现在主仆关系上有仁义一面，在归还李家寡妇的六分地、粮食与银元同样也表现出重义轻利的一面。
        以注重孝悌为核心的家庭道德也是白嘉轩身上体现出来。《礼记•礼运》曰：“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十义。”在这个门楼上镌着“耕读传家”，门柱上刻着“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事长”的家庭，素以家教严家风正立足乡里。在这个家庭之中，长于幼、夫与妇、父与子、都严格按着祖宗下的家规习俗处人行事，都自觉地用孝悌道德塑造着自己的人格，白嘉轩在父亲死后，当然地坐在父亲在世时常坐的那把背椅上，重复着父亲做过的动作：“喝着酽茶，用父亲死后留下的那把白铜水烟袋”过着烟瘾，尽管这靠椅、白铜水烟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而具有一种家庭权利的象征意蕴，它标志着白嘉轩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中心，居于家庭生活的权威位置上，然而，白嘉轩仍然每天早晚到母亲房中问安，拉家常。在白嘉轩的意念中，这“完全是为尽守孝道”。在家庭成员中，每天必须早起，为母为妻者清晨洒扫之后各摇一架纺车，长工鹿三牵马套犁，儿子上学，白嘉轩向母亲问安后就开始劳作。一切都有条不紊，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整个院中弥漫着沉稳和谐勤劳节俭的气氛。
        在对于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上有一句最能说明白嘉轩的立场：“、、、、、、其中说到一位族长式的人时，他说这人高个子，腰总是挺得端直直的，从村子里走过去，那写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娃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街门里头去了。⑤”白嘉轩对贞洁态度可见一斑。对白嘉轩的人格模式的书面表现形式就是朱先生拟写的《乡约》。这个《乡约》在徐先生看来是“治本之道”，白嘉轩更如或至宝，便迫不及待地组织村民念读，并且镌刻于祠堂门口，教育村民个个明白“仁义”之意，成为“仁义”之人。而“仁义”在《乡约》与小说中都有明晰的所指，这就是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价值核心所在，也是小说所构建人格模式的意蕴所指。正是由于白嘉轩等人对于这种人格模式的绝对维护，因而在文本的总体风貌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动静分明的浮雕式剪影：变幻莫测的是人间世事，静默凝固与威严耸立的是白嘉轩式的人格。他恒定的人格美丽颇富声色地阐释着朱先生信守不谕的儒家文化要义。作者对这种肯定性的透彻表现。表明他意欲认同一种与此相应的文化实体。

        二、解构与迷失

      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陈忠实在构建这种恒定人格模式的同时又在不断解构它。
      首先我们来看对重义轻利的人格模式的解构。小说开始我们看到白嘉轩这个仁义村的一村之长，表面上光明磊落，背地也做了违背仁义之事，代表性事例就的“换地”。时运不济的白嘉轩连死了六房媳妇、，家财几乎荡尽，见到白鹿的吉兆，决心要换回鹿子霖那二亩坡地以荫福子孙。就为了这个“大利”，他不能顾及那个大“义”，而是十分精密地谋算着，不露蛛丝马迹地表演着、以卖地开始，以换地结束，最后以损人利己、践义重利的代价，完成了自己人生发达致富的关键一步。固然，白嘉轩这一行为，无疑是发源于人的生存本能，但它所带来的人生成功——历史大动荡中一直保持财旺人安家和道德牺牲的悲壮成分，可是，透过这一现象，我们还看到了其中的另一层含义，那就是道德意义上的“义”，无法与生存意义上的“利”相抗衡，在生存的大利面前，义不能不显出它的虚弱、泛浮的一面。还能表现这一观点的是白孝文对黑娃的态度。当黑娃被捕白嘉轩为黑娃担保时说了这样的一名话：

      “黑娃不是跟你一搭起事来吗？空不下他当县长，还不能容他回原上种地务庄稼“？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白嘉轩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白孝文利轻义的狭窄心胸。由上述可见陈忠实对义、利的选择出现上两种截然对立的矛盾状况。重义轻利是本是陈忠实构建的恒定人格之一，然而又在不知不觉中解构了。陈忠实在义利选择中迷失了方向。
        第二，对注重孝悌为核心的人格模式的解构。白孝文和白灵的叛逆体现这一人格模式的解构。尤其是白孝文倒向小蛾的怀抱一节，是深刻颠覆白嘉轩人格模式最有力的一节。我们都知道白孝义是在极严的家教中成长的，父亲的言传身教，家规习俗，本来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一个即有学识，又懂礼仪且仪表堂堂的族长。“可是，在她诱惑下，首先是性的堕落，后谜而来的赌博，卖房卖地。在关中这就是败家的行径，而败家的精神意义就是“踢先人的脸”是最大的不孝。白嘉轩也深断的做出措施——“分家”。白孝义最终成一只流浪狗。而白灵的判逆另一种形态的叛逆。相对于白孝文来说，白录从小所受的家教相应宽松一些，这种宽松造成了她活泼开朗，胆大倔强的性格，她没有按父亲铺设的人生道路行走，自己写了退婚书，私定终生并逃婚。由此可以看出注重孝悌为核心的“仁义”观在白孝文和百灵身上都失败了，孝悌并不是持家教子的良方。白孝文和百灵瓦解了这种人格模式。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白孝文的衣锦还乡，“祖宗宽仁厚德，不孝南白孝文回乡祭祖、、、、、、”白孝文回来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的确如此，可是在摆脱传统儒家文化的禁锢之后，最终又跪回了祠堂内，白孝文仍然需要这种“仁义观”来成为他的信仰。陈忠实在展现白孝文富于心计、虚伪、冷酷、自私的同时，明显的带有批判的态度，然而又把他推向历史的舞台，荣为县长，难道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权利？我们且不论白孝文那种生存哲学在以后十分可行，但是我们都认为可耻的，是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向违背的。这样的选择表现了作家在构建白嘉轩式恒定人格模式的怀疑，而白嘉轩之所以不容百灵，一是因为他们维护的旧的秩序受到了来自自己女儿一方的威胁是谓不肖；二是因为百灵的彼岸和信仰与他的人生哲学格格不入。而百灵这个新势力的带代表最终死亡，显现出在脱离白嘉轩那种人格模式之后的无法生存。这样陈忠实在探索民族文化出路时又一次迷失了。

　第四，对于贞洁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的解构集中体现是在对小蛾这个个性话题的述说上。对于黑娃和小蛾的结合人们比喻成贫瘠土地上所开出一朵“恶之花”。在《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欧阳卫民著）中指出：“情欲问题一直是捆绕传统文化和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先儒倡导的推己及人的观念规范化原理并无排斥情欲，而是要人们按照本份合情适欲，也因生产力落后而提倡节欲。”然而，他们的结合并不是合情适欲。首先的性的饥渴，在情的交媾与满足中才最终产生了两相情愿的感情，对于小蛾来说是“婊子”，对于黑娃来说则是勾引人家的小妾，这就决定了“恶”的结合，亦即被驱之于白鹿原正流的礼仪符号之外。带有报复性的是，田小蛾死后又附魂于鹿三，引发了一场令人惧悸的瘟疫，发出一个女子对扼杀真爱、向往自由的责骂和控告。而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领导朱先生和忠实信徒白嘉轩策划下，演绎了一场建塔镇邪的闹剧，令人悲哀的是当田小蛾的骨灰烧为灰烬被压在塔底时，瘟疫果真消失了。这样，小说文本不仅没有对修塔的意图加以批判，反而在语义结构上加深了这一意图，让人产生一种田小蛾的尸骨极其阴魂与给人带来灭顶之灾的瘟疫有着必然的联系的牢固印象。这样，小蛾这一形象在文本语义结构上已经成为负面的东西，被人们否定也就顺理成章的坚定的判　者，小蛾的遭遇不仅的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在文本中成了非正面的象征。白鹿原人指责小蛾也就成了一种符合礼仪的规范的合理性必然。然而我们知道是谁造就的田小蛾，郭举人娶她是为了泡枣，白嘉轩不许她进祠堂，鹿子霖趁机霸占她，唆使她勾引白孝文，鹿三更是不能容忍、、、、、、就是这些人举着“仁义”的大旗把小蛾推向了绝路。陈忠实在本应批判时却肯定了白嘉轩的做法，显然是对以贞洁为核心的“仁义观”的肯定。陈忠实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的弊端，在这里又迷失了方向。关于女性观念的话题，一个很小的环节要提起，那就是“借种”。为了延续三儿子的子嗣，白嘉轩策划了向兔娃借种的方案，并委托母亲，白赵氏执行。按理说，这种行为是违背传统性观念的，也是违背白家淳正家风的，然而，在中国文化中生子传统是高于一切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在“有后”这个大计面前，贞洁观念不能不退避三舍，所谓的棒缒会就是有婆婆带领下所进行的一次合法的失贞行为。以白嘉轩之精明，当然是不主张上棒缒会的，于是他便自觉策划出这一违背仁义的失贞行为。当然，这其中蕴涵有无奈的悲凉意蕴和原始生命意识，然而，透过这种无奈，我们正可窥见，以失贞妇道为核心的女性观念中的实用功利性和虚伪性。陈忠实既选择可这种方式，我们就不得不推断出他在坚定贞洁为核心的“仁义观”的有所保留，在贞洁道德问题方面他迷失了方向，同时在构建这种恒定的人格模式时他失败了。上述人物都是对白嘉轩的人格模式的解构，他们都不是陈忠实努力树立的肯定的人格形象，除了白嘉轩，所以陈忠实安排了黑娃来继承这种“仁义观”，先是反抗后是归顺，作家努力的想黑娃身上找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出路，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小说文本中我们发现黑娃是对白嘉轩人格模式进行直接挑战的人物，他不情愿去念书，宁愿去割草，他对白嘉轩那太直太硬的腰很是反感，仍掉罕见的冰糖并发狠说“我将来挣下钱，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这是叛逆者的第一句宣言。构成对白嘉轩人格模式的第一步解构是带回一个漂亮的名声不好的女人，他不听族长和父亲的劝说，宁愿被赶出家门，在破窑安身。鹿兆鹏对此给予高度赞扬，说他们“顶住了宗族族法的压迫，实现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太伟大了”。第二步就是烧粮台，进农讲所，成立农民协会，砸祠堂处罚恶棍，掀起一场“风搅雪”。反抗第三步是当土匪。但就在黑娃成功的摆脱了白鹿原的祠堂、突破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禁锢时，陈忠实安排了黑娃的回归，对“仁义观”的回归，代表形式就是拜朱先生为师，“学为好人”。于是，黑娃经过诵读论语而渐生儒雅气度，经过自觉修身而胎骨尽换。经过一番道德修炼，黑娃有了回乡祭祖的资格，他下跪磕头哭喊道：“黑娃知罪了”，但是读者分明看到他毫无罪过只是叛逆。把自己洗心革面学为好人的决心倾诉给列祖列宗。黑娃的回归表明了作家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再次肯定和选择。然而，回归后的死亡又使得作家构建的人格模式轰然倒塌，黑娃在要被处决时还软绵绵的说“我后来就是学为好人了啊”？他始终没有明白被人处死的真正原因，白嘉轩也不明白，陈忠实在探索儒家文化的出路时又一次迷失了。

三、小结

       在《白鹿原》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生力量的代表最终都变得萎缩或陷入尴尬的境地。黑娃死了，百灵死了，鹿兆害死了，鹿兆鹏不知所终，白孝武被“流放“，白孝义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孱儿，兔娃则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工具”，朱先生的两个儿子也是平庸之辈、、、、、、。除了鹿氏兄弟、百灵受过新文化教育熏陶之外，就完全是儒家传统文化教导的产物。但最终走上历史舞台的却是白孝文，这对作家构建的白嘉轩人格模式是一个微妙的讽刺和反问。通过文本分析恶魔发现：作家在构建儒家传统文化模式在恒定的同时一次又一次的在解构。在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一问题上作者发表过如下观点：“儒家文化大概是世界上最具有个性的一种文化，我们已经从这个文化演变中排除它腐朽的部分，现在回过头可能认真地整理这一文化遗产，继承它应该继承的部分、、、、、、，新文化运动中接受西方文明科技同时也应当把儒家那些优秀的东西保留下来，把西方文明有益的结合起来，那才是有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从陈忠实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得出他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到底如何去继承和扬弃呢？陈忠实在展现民族苦难命运的文化根源并未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预言性的努力。小说的文本结构与语义设置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富有创见性的洞察。陈忠实为我们在构建了一个传统的儒家人格模式的同时又打下了一连串的疑问号，作为８０年代的力作，创作功力的确无可挑剔，但在儒家传文化的旋涡中迷失了方向。

注释：① 李运转《“寻根文学”与“文化寻根”新论》原载《当代文坛》2002年第二期 ②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6·1 ③ 《一部分可以称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原载《小说评论》1993••5 ④ 《〈白鹿原〉回归传统的平庸》　袁盛勇　原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1 P91-96 ⑤ 《关于陈忠实问答》原载《〈白鹿原〉评论集》人民出版社2000•4